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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二审法院改判 办案法官释因

    发布时间:2019年03月04日 10:23 来源:法制日报

      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二审法院改判免予刑罚办案法官称

      寻求生命健?#31561;?#19982;刑事可罚性平衡

      □ 本报记者   战海峰

      □ 本报通讯员 钟丽君 郭敏

      随着《我不是药神》电影的热映,电影主角“程勇”的故事原型陆勇引起公众广泛关注。陆勇曾帮数千名患者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,后?#24739;?#26041;起诉。但在考虑法、情、理综合因素后,检察院决定向法院请求撤回?#26376;?#21191;的起诉,法院作出准许裁定。

      在现实生活中,“程勇”不止一个,重庆市也出?#27490;?#31867;似的人和事。

      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,重庆市高?#24230;?#27665;法院院长杨临萍作工作报告时提到,“?#20013;?#21152;强人权司法保障。严格落实罪刑法定、证据裁判、疑罪?#28216;蕖?#31243;序公正等原则,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”“坚持法、理、情有机结合,市五中法院对销售印度版抗癌药‘易瑞沙’的被告人,依法免予刑事处罚”。

      杨临萍在报告中提到的“易瑞沙?#21271;?#21578;人,就是重庆版“程勇”——贺某、李某。最终,二审法院根据贺某、李?#36710;?#29359;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,对其免予刑事处罚,违法所得予以?#26041;桑?#19978;缴国库。

      私售抗癌药获利

      一审法院判有罪

      2015年至2016年9月,李某在广州市以人民币400元/盒的价格从他人处购买“吉非替尼片”(即印度版“易瑞沙”)后,以500元/盒销售给贺某,贺某又以1300元/盒的价格销售给他人。李某还将“吉非替尼片”以快递的方式寄送给购买者。

      两人先后6次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朱某销售“吉非替尼片”?#24067;?0?#23567;?/p>

      李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5000多元,获利人民币7000多元;贺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91000多元,获利人民币56000多元。

      2016年9月9日,民警在重庆市新桥医院将朱某抓获,并从其身上查获“吉非替尼片”5?#23567;?#21518;朱?#36710;?#30007;友将朱某从贺某处购得的10?#23567;?#21513;非替尼片”上交公?#19981;?#20851;。

      经重庆市?#31216;?#33647;品监督管理局认定,“吉非替尼片”未经批?#20864;?#21475;,应按假药论处。

      当天,贺某、李某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被抓获,同日被刑事拘留,同年10月15日被取保候审。

      一审法院在审理贺某、李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一案时认为,被告人贺某、李某在明知“吉非替尼片”未获得国家?#31216;?#33647;品监督管理局批?#20864;?#21475;,应按照假药认定的情况下,仍然销售给他人,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,依法应予处罚。贺某、李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,依法可?#28304;?#36731;处罚。贺某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李某,有立功表现,依法可从轻处罚。

      因此,一审法院作出判决:被告人贺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,判处拘役四个月,缓刑四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112000元;被告人李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,判处拘役四个月,缓刑四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;?#21592;?#21578;人贺?#36710;?#36829;法所得56000元、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7000元予以?#26041;桑?#31105;止被告人贺某、李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生产、销售药品及相关活动。

      被告人贺某、李某不服判决,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?#24230;?#27665;法院。

      原审被告人贺?#25104;?#35785;提出,他销售的印度版“易瑞沙”不但疗效好,且价格低廉,并且能?#26377;?#30149;人的生命,减轻病人的痛苦,对社会有益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免予刑事处罚。

      原审被告人李?#25104;?#35785;提出,癌症病?#25628;?#25321;印度产的药物,降低了病人的?#24310;茫?#20854;销售的“易瑞沙”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?#28216;?#27835;疗,属于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免予刑事处罚。

      情节轻微未见危害

      二审改判免予刑罚

      检察机关认为,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贺某、李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的事实清楚,适用法律正?#32602;?#37327;刑适当,审判程序合法。因现无证据证明贺某、李某销售的药物对病人有疗效。贺某、李?#36710;?#19978;诉理由均不能成立,建议重庆市五中院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      重庆五中院认为,上诉人贺某、李某明知印度版“易瑞沙”未经国家批?#20864;?#21475;,依法应以假药论,仍将其销售给他人,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。

      但鉴于贺某、李某销售的印度版“易瑞沙?#26412;?#22791;药品的主要基本特征,现无证据证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?#28216;?#35786;治,贺某到案后?#20013;?#21161;公?#19981;?#20851;抓获同案人李某,有立功表现,李某获利较少,二人均属情节轻微,不需要判处刑罚,可免予刑事处罚。

      原审判决认定贺某、李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的事实清楚,审判程序合法,但对二人的处罚不当,根据贺某、李?#36710;?#29359;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,重庆五中院依法予以改判:一、撤销一审法院此前就此案作出的刑事判决;二、上诉人贺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,免予刑事处罚,违法所得56000元予以?#26041;桑?#19978;缴国库;三、上诉人李?#25764;?#38144;售假药罪,免予刑事处罚,违法所得7000元予以?#26041;桑?#19978;缴国库。此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      运用好自由裁量权

      寻求法律实质正义

      此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俊莲称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,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、进口,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?#32602;?#20197;假药论处。因此这类药品为法律拟制的“假药”。

      “但本案中这类销售未经进口许可但具有治疗作用药品的行为,与我们平常处理的假药案又不完全相同,简?#28798;?#23601;是‘假药不假’。”卢俊莲说。

      经有关部门鉴定,本案被告人销售的仿制药品与正版药疗效一致,能够?#26377;?#30149;人的生命,对患者减轻经济压力及维持生命是有益的。

      “本案中销售药品的被告人在刑法上属于法定犯,重点在于违反了国?#19994;?#33647;品管理秩序。”卢俊莲说,“这时,我们面对的实际上就是‘法’与‘理’两者之间的抉择。”

     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?#24247;?#38634;云称,根据刑法第37条规定,“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?#27169;?#21487;以免予刑事处罚”。就本案而言,被告人虽然未经许可?#20223;?#36827;口药?#32602;?#20294;此药品“具备药品的主要基本特征,现无证据证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?#28216;?#35786;治?#20445;?#24182;且贺某有立功情节,李某获利较少,综合来看,两名被告人都符合犯罪情节轻微、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条件。

      尽管本案被告人最?#31449;?#34987;免于刑事处罚,但刁雪云认为,鉴于本案被告人在药品转?#27490;?#31243;中获利,因?#20284;?#34892;为构成“销售”假药。因此,司法机关最终认定本案只是免予刑事处罚,但其?#28798;?#20173;?#36824;?#25104;犯罪。

      卢俊莲坦言,现实生活中的个案总会有不同,法官在适用法律时,若不考虑社会效果、僵硬地套用法条,甚至机械裁判,本质上都会违背公正?#25512;?#31561;的基本法律精神。裁判结果应当积极寻求法律的实质正义,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,在可预测的范围内,对案件作出合理、合法、合乎社会伦理的裁判。

      “因此,在实现打击犯罪目的的同时,更应?#27599;?#34385;社会核心价值及关注民生,发?#26377;?#27861;的司法价值及引领作用,体现人性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。”卢俊莲说。

      卢俊莲认为,二审中,承办法官既要按照本案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考量,又要综?#23777;?#34385;本案的特定情节、法律原则和社会价值?#24739;?#35201;保证社会基本公正与公平,又要在最大限度内维?#31561;?#27665;群众的生命健?#31561;?#21033;与涉案行为刑事可罚?#28798;?#38388;寻求平衡。

      经综?#23777;?#37327;后,二审法院认为,本案的被告人销售未经进口许可的药?#32602;?#24182;从中谋利的行为妨害了国家药品管理秩序,应作定罪处理。但由于其行为客观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,挽救和?#26377;?#20102;部分患者的生命,从而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,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裁判。

      “每一个案件?#21152;?#24403;做到罚当其罪,既不扩大,也不缩小。这才是真正的公?#20581;!?#21346;俊莲说。

      重庆市政协委员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称,一些重大疾病?#34892;?#33647;的高?#24310;?#26159;当前重大的民生问题之一,类似案件社会关注度高。本案的判决很好地做到了司法专业性与公众?#23777;?#20043;间的平衡,让案外众多当事人感受到判决的公正。

      程德安也坦言,我国在药品的研发?#24230;?#26041;面还有待加强,对于这类涉及重大民生的药?#32602;?#20026;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,国?#19968;?#21487;采取一些强制?#28304;?#26045;,在生产许可制度上加以改进。

      “这类案件应当引起我们的?#27492;肌?#25105;国?#20013;?#27861;律对‘假药’的认定过于形式化,即外观上不符合‘国家批准’等形式要件?#22270;?#21487;能被认定为假药,而不考虑药品的原材料、药性、疗效。这种认定模式会导致机械性、僵化的判决,与国民的?#29616;?#21644;情感相悖。”刁雪云说。

    (编辑?#27627;?#33673;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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